如果不是崇祯皇帝专门就元帅府扩张一事寄来责问的御信，刘承宗根本不知道元帅府已经扩张到静宁州了。
实际上就这事儿，他也得写信找王文秀询问情况，因为接到御信的时候，刘狮子人已经在康宁府的囊谦县了。
自从杨麒领军奔赴漠南，王文秀率军驻扎临洮防备巩昌，刘承宗就把全部精力都放在灭蝗这件大事上，最开始是在兰州制定面临蝗灾的制度，当时还能把河湟的乡官召集到兰州，来主持临洮府的灭蝗工作。
短短十余日，整个临洮府二十万军民都被动员起来，百姓几乎把所有的土地都翻了一遍，军兵用马蹄子把田地践踏个结结实实，给所有的石滩山地都撒了石灰、喷了药物，还借此时机开出两万多亩荒地，官府从百姓手中收上蝗虫干十八万斤，灭蝗大获成功！
偏偏就在刘承宗终于以为能高枕无忧的时候，现实却狠狠地抽了他一个大嘴巴子。
先是驻扎在古浪守御千户所的冯瓤派人来报，他们种在武威绿洲上的粮食，被席卷而过的蝗灾祸害干净，冯瓤的大营五千余军兵仅仅护住了古浪所附近不到千亩的田地。
紧随其后，蝗虫死灰复燃，遮天蔽日的蝗虫群再度袭击河湟，这次的蝗虫是饿极了，它们甚至连豆子都吃。
最关键的是根据元帅府公文传报，这批蝗虫不是从东边来的，而是从西边，准确的说是西南，青海方向。
整个河湟手忙脚乱地捕蝗，格尔木和大小揣旦的屯牧营、乌兰都兰的土司兵才姗姗来迟，报告铺天盖地的蝗灾正在青海蔓延。
自起兵以来，数年间战无不胜、攻无不克的刘承宗被蝗灾打傻了，头一次噙上了素瓷烟斗，坐在元帅府衙门高大的石阶上仰头望天，像被抽去了全身力气。
他是不论如何都想不到，起事以来最大的危机不是那些无比强大的敌人和对手，而是不起眼的小蝗虫。
河西闹蝗灾，他可以把蝗虫杀净，因为在他治下的河西有近百万人口，就算来几千万蝗虫，也无非是一个人逮住、杀掉几十只蝗虫，可怕的蝗灾就没了。
可是在土地广袤的青海，他是真没有能力跟蝗虫斗。
更何况在一开始，他就没想到蝗虫会跑到那边去，因为那没人啊，没人也没田地，蝗虫跑过去吃啥啊？
偏偏他忘了，人尚且能相食，蝗自然也能相食。
只有基数够大，蝗虫群就能掠过大片无粮地，在合适的地方产卵。
想通了这一点，刘承宗摔了素瓷烟斗，恢复斗志命羽林骑备马，踏上了前往康宁府主持灭蝗的路。
正当他还在路上的时候，康宁府七县的求援信也到了，面对突如其来的蝗灾，秀才出身的蹿蹿表现出非凡才能，以一己之力稳住了康宁府局势，制定了非常得体的备蝗策略，可即便如此，刘国能和刘九思依然对来年收成充满悲观。
因为康宁不同河西，地广人稀的康宁府没能力像河西那样对蝗虫卵发起大规模歼灭战，地下留存大量虫卵，即使能躲过今年秋天这波蝗灾，明年开春的蝗灾他们也躲不过去。
尤其是康宁府的地域环境，导致这里的田土可种植的粮食作物种类太少，普遍只有三样儿，麦子、青稞、豌豆，前两样就不必说了，蝗虫特别喜欢吃，就连最后的豌豆，对饿急眼的蝗虫群来说也是照吃不误。
刘承宗抵达康宁府的囊谦县时，康宁已经承受了第一波蝗灾，七县的知县、各地头人将报告呈送至康宁府衙，公文上可谓满目疮痍，许多地方连种子、草杆儿都被吃光了，最要命的是草场，这是康宁府的牧业支柱，也一片一片被啃个干净。
在刘承宗在府衙查阅档案时，刘国能和刘九思陪同在侧都臊得抬不起头来——康宁府从上到下，对这种局面束手无策。
这和他们的个人才能没有关系，这片土地对这种灾害的抵御能力基本为零，刘国能拿出的灭蝗措施拿到河西，就能基本灭杀境内蝗虫，不会引发较大的社会动荡；但这套东西在康宁府，则跟老百姓在家里拜刘承宗像起到的作用基本一样：没用。
杀不净虫卵，明年四月蝗虫从河谷滩地爬出来，反复两三波，收成就全完了。
“干嘛苦着脸，蝗灾肯定是灭不了了。”刘承宗叹出口气，翻着公文招呼二人安心坐下，这才抬头问道：“康宁府七个县，如果明年免粮税，官府还能拿出多少粮食救济百姓？”
灭蝗的科学手段已经没用了，能用的只有救灾的政治手段。
“免粮？”
刘国能急得光想咬指甲，他不是没想过免粮的事。
尽管康宁府因为路耗缘故向来不给元帅府交粮，但直到刘承宗攻陷甘肃大部设立甘肃都督府之前，康宁府七个县都是元帅府赋税最重的地方。
康宁的粮税是三成，而且因为开垦出的田地少、人口多、亩产低，百姓的负担一直很重。
刘国能想了又想，还是为难地摇头道：“大帅，恐怕免粮很难……”
“难在兵粮是吧？”
刘承宗翻动着公文档案，对康宁府的难点已经了然于胸。
康宁府环境艰苦客观存在，这里地广人稀，偌大土地上的百姓仅有二十万之众，依托纵横交错的河谷生存，各地交通不便、百姓又普遍文化程度较低、依然热衷将能够成长为壮劳力的孩子送给寺庙。
建桥修路、打井修坝、设立社学、破除迷信、传播医学、改良选种、分发农械，此般种种都使官府在这片土地上有更高的行政开支。
而另一方面，漫长的封建小国寡民又使得旧贵族对地方有强大的统治力，复辟思潮始终存在，单是蝗灾发生后七个县就有十四个被贬为平民的旧贵族被拥戴、两个归附的小土司起兵——最大的起兵规模达三百人之巨、最小的复辟团伙只有十三个人，公文中的表述普遍为‘劫道蠢贼’。
这其中自然有旧贵族对现状不满的利欲熏心，但刘承宗也不得不承认，贵族在这片土地上根深蒂固，存在一定的民意基础。
另一方面，封锁防备乌斯藏也是康宁府的军事责任之一。
因此康宁府有维持大量驻军的要求，这里有一个驻扎在囊谦县的康宁营，还有在囊谦以外六县的五处交界设立千户所，总兵力八千六百。
数字听起来不多。
但刘承宗一手建立军队，在军地关系与脱产人口比例的问题上是天下少有的行家，尽管元帅府早就有所研究并定下规矩、只是从未做到，他心里是清楚的，和平状态下官军数量不得超过总人口的百分之三，即使在战争状态也不能超过百分之五。
历朝历代，除了把自己拖垮的大秦之外，常备军的数量几乎都是总人口的百分之一。
二十万百姓就有二分之一是女人，剩下十万男子当中，老人、小孩、残疾，符合常备军标准的人口也就只有三到五万，这些人同时也是支撑家庭的壮劳力、顶梁柱，多一个当兵就少一个顾家。
在这一基础上，康宁府维持八千六百人的常备军，即使卫所军只发半粮，也依然是极重的兵役负担。
更何况，此时康宁府的兵力不是八千六百，昌都还驻扎了李老豺部三千客军、冯双礼部三千新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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